□晏建怀
一个作家的作品如果风格独特,一定有其形成独特风格的原因,诸多原因之中也一定有这样一个:阅读了大量影响自己风格的作品。纵观大多数名家的创作经历,莫不如此。汪曾祺在《谈风格》一文中说:“要形成个人的风格,读和自己气质相近的书。也就是说,读自己喜欢的书,对自己口味的书。”正是这一规律的经验之谈。
对于常人来说,读书的作用在于开阔眼界,增长知识,提升素养,启迪智慧。而对于写作者来说,还有一点:塑造文风。可以说,阅读的趣味决定阅读的对象,阅读的对象影响写作的风格。汪曾祺在《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》一文中说,鲁迅的小说、散文里“不难找出魏晋文风的痕迹”;郭沫若的诗“明显地受了李白的影响”;沈从文小说的行文简洁而精确处“得力于《史记》者,实不少”,他独特的文体“受了《世说新语》以及《法苑珠林》这样的翻译佛经的文体的影响颇大”;赵树理、李季那一批从农村成长起来的作家的作品“受了民歌、民间戏曲和民间说书很大的影响”;孙犁的小说初时得益于《聊斋志异》,而晚年的小说“显然受了中国的‘笔记’很大的影响”。
我由此而生出一种好奇,汪曾祺又是受了谁和什么作品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呢?他在《谈风格》文中说得明白:“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,我想了想:古人里是归有光,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、沈从文、废名,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。”如果说汪曾祺小说在技巧方面受鲁迅、契诃夫、阿左林等人影响较大,那么他不拘小说或散文的行文特点则明显受归有光、沈从文、废名等人的深刻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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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开剩余47%汪曾祺认为归有光“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”。我们读汪曾祺的作品,尤其散文,能感觉到他“冲和平淡,不事雕琢,行文朴实,回味悠长”的风格。他善于从寻常生活细节或见闻中摘取题材,三言两语间,透露出温情和美感。从中可以看到归有光对他的影响。汪曾祺说一个作家形成自己的风格要经过三个阶段,一是模仿,二是摆脱,三是自成一家。但“自成一家”后的汪曾祺并不否认归有光的影响仍然存在,“菌子已经没有了,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。”
汪曾祺受归有光影响深,但主要也只有《先妣事略》《项脊轩志》《寒花葬志》这几篇。归氏自称文章学欧阳修,汪曾祺认为归有光比欧阳修写得更平易、更自然。归有光文章“无意为文”“随事曲折”“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”诸般特色,乃是散文家中所少有的。明代王世贞评归有光的文章“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”,确乎见道之言。《项脊轩志》结尾:“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。”回忆亡者,不过寻常话语,如此平淡,却催人泪奔。
苏东坡说:“大凡为文,当使气象峥嵘,五色绚烂。渐老渐熟,乃造平淡。”平淡,并非寡淡如水的平淡,而是气象峥嵘、五色绚烂之后渐老渐熟中游刃有余的平淡,也是“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”的平淡。
写绚烂易吉首市股票配资,写平淡难。事雕琢易,“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”而让人感动者则更难。宋代梅尧臣说:“作诗无古今,唯造平淡难。”说的虽然是作诗,但作文又何尝不是如此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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