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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历二十年(1592)八月二十九日,平壤城外的乾伏山上剑光如雪、刀戟森列。一位白发长髯的使者仅带家丁数人,走入阵中,脸上无半点惧色。
这年四月,日军在釜山登陆,入侵朝鲜,一路高歌猛进,六月就攻破了平壤。七月,明军援朝,结果在平壤惨败。正当朝鲜国王陷入绝望时,明朝又来了一位“游击将军”。此人名叫沈惟敬,虽是武职,但随从寥寥;看起来年老体弱,但口若悬河、胆气过人。
他对朝鲜国王说,明廷决定调发大军来救,先头部队已出关外,“非但恢复尔国,而直欲荡覆日本巢穴”。接着,他就马不停蹄赶往平壤,要一探倭人虚实。
沈惟敬来到平壤城下,派遣家丁沈嘉旺骑马入城,以明神宗的圣旨责问“朝鲜有何亏负于日本,日本如何擅兴师旅”。日军不敢怠慢,相约于八月二十九日会面议事。于是,便有了开头这一幕。
沈惟敬气定神闲地走入刀光之中,他的对面,正是让明军吃了败仗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。
小西行长解释日本出兵的原因说,日本想要向大明朝贡,为朝鲜所阻,不得不兴兵。沈惟敬说道:“平壤以西,则中国地方,以东则朝鲜地,我不得管矣。”言下之意,日本侵略一事,暂不追究,但日军不可再进一步。小西行长并不是好糊弄的人,他指着地图质问,这明明是朝鲜的土地。沈惟敬回答,朝鲜常在这里迎接圣旨,才建了许多宫殿,虽是朝鲜地,但归属于明朝。至此,双方的试探结束。小西行长说要回去禀报,沈惟敬相约停战五十日。
此番交涉,沈惟敬以奋不顾身的勇气得到了朝鲜人的赞美。说动小西行长五十日不出城池,更是惊天壮举。在他回程途中,沿途的百姓千百成群,争相围观这位大英雄,感叹“何状男子,做如此事业”。
小西行长在面见沈惟敬的次日,专门写信称赞道:“大人白刃中容色不变,虽日本人无以加也!”沈惟敬志得意满地回复道:“尔不闻唐朝有郭令公者乎?单骑入回纥万军中,曾不畏慑。吾何畏尔耶?”古有郭子仪单骑退回纥,今有沈惟敬一人止兵戈。何其豪迈!
沈惟敬拖着五十六岁的身体,跋涉于异国的险山峻水,日行不过五十里。山高路远,道阻且长,但他知道,命运的转机已经到来。
五十六岁,怎么不是建功立业的好年纪呢?
▲沈惟敬。图源:影视剧照
1在任游击将军之前,沈惟敬从未当过官,就是一介平民。出身嘉兴,混迹市井,熬到暮年才混出头。这样一个“无赖”式的人物,是如何登上庄严的外交舞台的呢?
朝鲜人申钦在《象村稿》中记有一段沈惟敬的自述:“嘉靖年间,在浙直总督胡宗宪标下,用间谍鸩杀倭众。因此备谙倭国事情,上书于兵部,请往谕倭奴。”也就是说,沈惟敬早年从军抗倭,在胡宗宪部下立了战功,对日本事务颇为熟悉——凭着这份经验,他才获授以“游击将军”之名前往朝鲜“侦探敌情”。
天启《平湖县志》记载得更为详细。当地富豪沈坤,从武不从文,当过征银的小吏,荒年曾散尽公财赈济灾民,因而入狱。嘉靖年间,倭寇入境,沈坤带着儿子沈惟敬投身胡宗宪麾下。父子二人设计,满载有毒的药酒,假装要去犒劳明军,经过倭营,见到敌人立马弃酒而走。倭寇得酒大喜,开怀畅饮,死者无数。
日本东洋文库藏有一部《清溪沈氏六修家乘》,是晚清官员沈应奎修纂的族谱。据其记载,沈氏为平湖望族,第8世代活跃在嘉靖年间,其中刚好有一人名叫沈坤。清溪沈氏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,他们自拥兵甲,把持乡里,估计也做些走私生意,与倭寇关系不浅。后来,胡宗宪诱使倭寇据守沈庄,准备一举歼之,也不知怎么泄了密,倭寇遁走。胡宗宪断定是沈氏泄密,大兴牢狱,沈氏族人四散,彼此不能相通。这个版本有别于天启《平湖县志》的记载,沈氏族人到底是抗倭英雄还是泄密内奸,或者两重身份兼而有之,难以辨究。
但可以肯定的是,沈惟敬身上背负着浓厚的抗倭记忆。嘉靖御倭与万历朝鲜之役,于他人而言,或许是两场不相干的战争,但对沈惟敬来说,就是命运的延续。
嘉靖倭乱之后,沈惟敬流落京城。在那里,他认识了两个重要的人。第一个是沈嘉旺,幼年被倭寇掳去,成年后逃到京城,以卖水为生,后又投靠了沈惟敬。沈嘉旺之得名,就是出自沈惟敬之手。在沈嘉旺的帮助下,沈惟敬更加了解日本人。
第二个是袁某,当时兵部尚书石星的妾父。日本突袭朝鲜时,沈惟敬已经在京城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,他是不合法的流民,虽然生活无忧,但前途看不见一点希望。正是历史的一大变故,让沈惟敬有了往上爬的机会。经过袁某的引见,石星知晓了民间有一个熟知日本,还抗过倭的能人。与日本人打交道,必定需要这样的人才。
个体的命运会偶然分岔,但其背后,历史总是挥舞着必然之手。
嘉靖之后,明朝的危机已经越来越深。简单来说,朱元璋设计的祖制已经无法适应一个越来越商业化的社会。东南沿海的倭乱便是明证。朝廷无视民间力量的活跃,厉行海禁,使得海盗坐大。朝中人才济济,却没几个会干“脏活累活”。遏制走私、招抚海盗,需要熟悉商业规律,因势利导;对抗倭寇,需要收集海外情报,重视海防。这些技能,是一般科举出身者很难具备的。
当然,明朝的调整也不算太迟。胡宗宪的幕府创作了《筹海图编》一书,可作为一种积极的应对。该书的诞生,离不开内阁首辅严嵩的支持,离不开以军费为名的中央金援。一个是正在膨胀、集权的顾问机构,一个是特殊的财政支出。这些都可算作绕过“祖制”、适应现实的改革。
在这种背景下,一个有经验的平民担负外交使命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。
浩浩荡荡的浪潮席卷而来,有人旁观,有人卷入其中,命运最公平之处就在于,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先化作灰烬。
▲胡宗宪画像。图源:网络
2沈惟敬在万历二十年(1592)六月二十九日就抵达了鸭绿江南岸的义州。当时,兵部派出了许多间谍,任务包括侦察敌情、对日交涉,沈惟敬就是其中一员。“游击将军”只是一个假号,实际上,他干的是探子的活。
与小西行长达成的停战协议,其实是缓兵之计。会面之后,沈惟敬一边嘱咐朝鲜积极备战,等待明军到来再夺回平壤;另一边,他继续与小西行长保持联系,探明日本人的底线。日方透露的信息主要有以下几点:第一,日本想要从朝鲜借道朝贡;第二,日方愿退出平壤,但以大同江为界瓜分朝鲜;第三,朝鲜要向日本朝贡。
九月二十九日,沈惟敬带着这些情报回到北京。朝廷组织了阁部九卿科道会议,出具了一份《兵部帖》,对日方作出回应:要朝贡,不必从朝鲜借道,若有诚意,日本先得接受明朝册封,再来互市。另外,日本要罢兵回巢,归还平壤、汉城。
沈惟敬因为“探倭”之功,得以实授“游击将军”。十一月底,他带着《兵部帖》再入日营,假装交涉,麻痹日军。实际上,皇帝已经向经略宋应昌下了命令:“相机剿除,以绝后患。”沈惟敬还准备了数万顶帽子,赐给日本士兵,从而得知了日军人数,上报给朝廷。
万历二十一年(1593)正月初六,人多势众的明军突然出现在平壤城下,数百门火炮同时而发,天崩地裂,仅用了三天就攻克平壤。然而,明将李如松被胜利冲昏了头脑,率轻骑奔赴碧蹄馆,结果遭致大败。双方进入军事相持阶段。
战场上形势稍一变化,就不知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。原本情绪高昂的明军士兵,逐渐变得无心恋战,肉食者们也必须思考一个问题:如果日本人不好对付,还有必要在朝鲜耗尽国力吗?有没有一种和平的办法,能让日本退兵?
▲李如松画像。图源:网络
于是,议和的声音回荡在前线与朝堂之间,那个白发长髯的身影又变得显眼起来。
三月初,小西行长给沈惟敬写信,“恳求封贡东归”,一封求和的信同样来到了宋应昌的帐前。这月,宋应昌为沈惟敬请功,称其“数入倭巢,建功属国”,建议升为参将。四月,沈惟敬再度被起用,准备第三次入日本军营。
临行前,宋应昌对他说:“此间和议,汝既专主,我不当欺朝鲜,亦不敢诬朝廷,你须率策士五人,领倭众归日本,受关白降书以来。”也就是说,沈惟敬可以便宜行事,但任务非常艰巨:一是让日本撤军,二是让丰臣秀吉上表谢罪。
在此之前,沈惟敬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和一颗豹子胆,游走于三国之间,名为讲和,实为间谍,结果明朝满意、日本敬重、朝鲜感激,不可谓不成功。他本就干过“鸩杀倭众”之事,密探一事自然是信手拈来,然而,命运却给了他一个骑虎难下的新角色——外交使臣。
▲小西行长画像。图源:网络
3沈惟敬的外交之旅一开始进行得相当顺利,日军归还了平壤和汉城,撤兵至釜山一带,朝鲜迎来了久违的和平。但很快,议和就陷入了死局。
明朝的态度是:日本想要和谈,必须进入东亚体系中来——作为“天下秩序”的固有规则,“册封”就像入场券一样,是和谈的前提。进场之后,与朝鲜同为属国,就不能随意侵犯了。搞“小中华秩序”不行,搞“一国之下,万国之上”也不行。
丰臣秀吉议和的条件主要有六条:一是和亲,即迎娶明朝公主;二是恢复贡市;三是明日通好;四是割取朝鲜庆尚、全罗、忠清、江原四道;五是朝鲜王子、大臣入质日本;六是朝鲜权臣宣誓效顺日本。
明朝从未有过和亲的先例,如果日本通过“和亲”成为明朝惟一的子婿国,无疑可以大大提升其国际地位,使其凌驾于明朝其他藩属国之上。
割取朝鲜四道,其实是想以领土引诱明朝一起瓜分朝鲜。然而,丰臣秀吉可能无法理解,明军援救朝鲜,并不是为了占有土地,而是出于天朝上国对藩属国的庇护之责,以及维护边疆安全的需要。
朝鲜王子、大臣入质日本,也就是承认朝鲜为日本藩属。
这三条在明朝主导的东亚体系中是不可想象的,就连放在奏章里给皇帝看的资格都不可能有。可以看出,日本一直游离于天下秩序之外,并试图挑战这一规则,他们对于天子没有敬畏,对于上国没有认同。
万历二十一年(1593)六月,丰臣秀吉将他开出的条件用汉文抄写交给小西行长等四人带回釜山。同时,还有一封写给沈惟敬的信,信里夸赞“(沈)将军勇赴敌营,实猛将也”。丰臣秀吉的意思很明显,小西行长等人可全权代表我进行谈判,用汉文书写就是告诉沈惟敬日方的最大要价。
摆在沈惟敬面前的,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但他很快找到了解题的关键。对明朝而言,天下秩序是不可动摇的,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却留有非常多的余地。日本只要摆出投降的姿态请求朝贡,尊奉明朝为上国,这样,即便背后搞点小动作也是可以被接受的。
与小西行长交涉之后,沈惟敬便从釜山带着使者内藤如安前往北京请求封贡,可惜降表写的太差,虽然请求封贡,但言语狂悖,不合规矩。于是,沈惟敬又去了一趟釜山,带来了新的降表。在这份降表中,日本先是将战争责任全推给朝鲜,是狡诈的朝鲜居中离间,让日本不得朝贡,才导致了这场战争。接着请求册封,请求朝贡互市,日本对明朝愿意“世作藩篱之臣,永献海邦之贡”。
当沈惟敬焦头烂额地与日方不断交涉之时,明朝中央也陷入了长时间的党争。主战派与主和派相互攻击,朝廷反复讨论要不要册封,要不要互市,仿佛朝鲜局势已经完全安定下来了。最终,还是朝鲜国王无法忍受卧榻之侧的日军,亲自出面为日本题请册封,明朝才决定册封丰臣秀吉。
▲朝鲜宣祖画像(据传)。图源:网络
万历二十二年(1594)十二月,内藤如安等了一年多,终于来到了北京。他指天为誓,与明朝订下了“三事”之约,即“釜山倭众尽数退归”,“一封之外,不许别求贡市”,“修好朝鲜,共为属国”。让人不禁怀疑,猖狂的日本人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说话了?
一般认为,沈惟敬与小西行长为了达成和议,欺骗各自君主,分别向上报告对方答应了全部条件。
实际上,沈惟敬的和谈还是颇有进展的。他虽有欺骗之举,却并无出卖明朝利益的行为。
万历二十三年(1595)四月下旬,沈惟敬再至釜山,宣读明神宗册封敕谕。小西行长迅速回日本向丰臣秀吉汇报,并带回丰臣秀吉颁发的最新命令,里面说只要朝鲜王子入质,日本占领之地可以归还,日本的军事据点可以毁掉。
朝鲜后来并未向日方遣送王子,但日方仍然废毁了大部分倭城。
谁能想到,不可能的任务近乎完成了。虽然,沈惟敬向明朝隐瞒了朝鲜王子入贡的条件,小西行长则在“恢复贡市”上对丰臣秀吉有所回避。但这已经是一个使臣智力和能力的极限了,换成任何一个人,也不可能做得比他更好。一个奔波于前线的使者,即便能便宜行事,又能决定什么。他的上面是经略、提督,经略、提督上面是兵部尚书石星,石星上面是内阁,内阁上面还有一个喜怒无常的皇帝。
当明、日两方快要达成和议时,朝鲜的利益却被有意忽略了。在朝鲜看来,日本“陵暴我国,焚烧我宗庙,屠戮我赤子,挖掘我陵墓,系掳我王子”,是不共戴天之仇,议和等同于放任朝鲜陷入亡国之境。然而,朝鲜不可能向天朝发脾气,只能将不满都撒在了沈惟敬身上——他们宣称,明朝皇帝并不想议和,而是被沈惟敬这样的主和派蒙蔽了。于是,人人敬仰的大英雄转瞬就变为人人唾弃的“奸贼”。
沈惟敬曾给朝鲜大臣柳成龙写过一封信,里面说,冰道难行,马匹羸弱,朝鲜的陪臣样貌佝偻,也无才干,这样如何与日方交涉呢?他考虑过写给国王,但觉得不妥,于是向柳成龙求助,希望他从中斡旋,劝说国王从大局出发,给予帮助。可见,朝鲜故意阻挠和议进行。
山高路远,道阻且长,沈惟敬好不容易才找到出路,又如何会在意一个藩属国的怨恨呢?
4万历二十四年(1596)八月,明朝使团与朝鲜通信正副使一道前往日本,准备册封丰臣秀吉。本来朝鲜不想派人,但拗不过明、日两国外交集团的坚持,只能不情不愿地派出一个小使团。
在册封典礼上,丰臣秀吉发现自己只得到一个日本国王的空头衔,其它什么也没得到,于是面红耳赤地骂道:“大明封我为日本国王,岂有此理!我自然是日本王,何由明之来许!”盛怒之下,他决定再度兴兵攻伐朝鲜。——这段叙述来自日本江户时代学者的记录,而日本学者又参考了明代史家诸葛元声的《两朝平攘录》。但事实上,这份记载多有不实之处。
明朝使者在册封之后向兵部提交报告(这份报告见于朝鲜的《宣祖实录》),里面说丰臣秀吉高高兴兴地完成了册封仪式,还宴请各位使者。沈惟敬劝其赶紧撤兵,丰臣秀吉却说朝鲜不够真诚,希望明朝能处分朝鲜。
朝鲜使者黄慎在日记中记载,丰臣秀吉本想让他们参加册封典礼,由于他们不配合,于是动火,拒绝他们参加典礼,并且说朝鲜无礼至此,不可讲和。
一个西方传教士弗洛伊斯在《日本报告书》里说,丰臣秀吉认为万历皇帝给了他很大的面子,所以他对沈惟敬等人的招待十分周到。可是,他对朝鲜人却很生气,不让他们参加册封仪式。沈惟敬想要调停,给丰臣秀吉写信道:“他们或许应该受到惩罚,但是,即使惩罚了他们,您也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啊。”丰臣秀吉读信之时,“内心好似被一个恶魔的军团给占据了,他大声叱骂,汗出如涌,头上好似冒起一股蒸汽”。
可见,丰臣秀吉暴怒的真正原因是朝鲜不敬。
关于丰臣秀吉为何要发动侵朝战争,存在许多说法,但他本人的说法应该最为重要。丰臣秀吉从不曾掩饰自己的目标:“直以其军进冲朝鲜,席卷明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。”他还为自己造势:“予当于托胎之时,慈母梦日轮入怀中,相士曰:日光之所及,无不照临。”日照万物,说白了就是尽有天下,取中国而代之。
战争之前,丰臣秀吉就计划瓜分明朝了,他与部将约定,如果攻下明朝,将赐予加藤清正“明土二十国”。当丰臣秀吉得知占领汉城的消息后,很快就发布了“明征服二十五条计划”。其中第十八、十九条说:“恭迎天皇行幸北京,奉京城周围十国之地以为畿内;以秀次(即丰臣秀次,丰臣秀吉养子)为大唐关白,与之百国之地等等。”
只不过,明朝军队的出动,让丰臣秀吉对外扩张的伟业受挫。于是,坐下来谈判议和,接受东亚世界的规则,就成为他“退而求其次”的权宜之计,也是唯一选择。日本似乎总是请求朝贡互市,其实是在伪装自己的野心,扩张领土和成为朝鲜的宗主国才是其真实的目的。为此,日本一退再退,直到最后,朝鲜依然不臣服,这才有了丰臣秀吉的暴怒。
日本不可能放弃挑战东亚体系,朝鲜不可能屈服于日本,明朝不可能让日本在东亚体系中凌驾于朝鲜之上。这是一个“不可能三角”,朝鲜战场只能再现战火。
得知丰臣秀吉暴怒的那一刻,沈惟敬应该知道自己的努力已经付诸东流,或者说,他的所有努力从一开始就是虚妄的。他虽然理解了“天下”的本质,却无法猜透东亚体系中的异类——日本的想法,就连朝鲜人的反抗他也估计不足。
当然,哪怕他都能搞懂,也注定会失败。最佳的处境,就是不要担任议和代表,可惜的是,这不是他能决定的。
▲丰臣秀吉画像。图源:网络
5万历二十五年(1597)正月中旬,加藤清正率部7000余人登陆朝鲜南部口岸机张、西生浦,摆开再侵朝鲜的架势,以武力向朝方施压。半个月后,消息传到北京,此时主战派占据上风,主和派失去支持,明朝不再寄希望于和谈,决定出兵。
这样一来,如何处置主和派,成为朝廷需要考虑的一件大事。
和议进行之时,就有不少流言蜚语。有人说主和派允诺和亲,有辱国威,实际上这个条件在一开始就被否决了。沈惟敬作为对日和谈首席代表,也身陷“和亲”传闻,一度遭到褫官处分。对此,兵部尚书石星为其叫屈,说是主战派故意陷害,建议对沈惟敬不赏不罚。相比于朝鲜前线,北京这一战场更加令人恐怖。
六月,日方坚持朝鲜王子必须入质,回复明朝不会撤兵。于是,朝廷马上逮捕身在前线的沈惟敬,械送入京,两个月后,又抓了石星。最后,沈惟敬被以“潜通外国”“欺君”“谋叛”之罪论处。
万历二十七年(1599)九月深秋的一个凌晨,石星在刑部的监狱中病死。几天以后,沈惟敬人头落地。
沈惟敬入狱之后,朝鲜人倒是很内疚。甚至有人上疏请求国王相救:“沈大人为小邦而来,累年于斯,将陷重罪,小邦君臣,皆怀冤闷,不知所喻。何策可以申救?”然而,朝鲜毕竟要依仗明军击退倭寇,自然不可能触皇帝的霉头,此事最终不了了之。后来,还有人怀念沈惟敬,“其人亦断断为我,无他心肠也”,并指责“我国坐视石、沈两人之祸,不肯走一介伸救,是可忍耶?”功过是非已经很难厘清了。
万历三十七年(1609),万历朝鲜战争结束十年后,日本入侵琉球王国,成为琉球的宗主国。明朝得知消息,只是将琉球二年一贡改为十年一贡,以示惩罚。琉球同时向明、日两边朝贡似乎预示着,东亚体系已经开始解体了,不守规矩的挑战者并未放弃过扩张的幻想。等到女真人夺得天下,东亚各国就越发离心离德了。
丰臣秀吉虽然早就死了,却像个幽灵一样飘荡在岛国上方。近代以来,日本不断发动战争。它可以令人动容地倡导“东亚解放”和“共存共荣”,却毫无愧色地侵人疆土、杀人父兄、毁人宗庙;它又可以向西方学习,“脱亚入欧”,却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抛弃国际秩序。
从这一点看,它既不是东亚世界的代表,也不是近代国家的一员。它是困在十六世纪的一个幽灵。
全文完,感谢您的耐心阅读,请顺手点个在看以示鼓励呀~
参考文献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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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韩)崔官:《壬辰倭乱——四百年前的朝鲜战争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3年
郑洁西:《跨境人员、情报网络、封贡危机:万历朝鲜战争与16世纪末的东亚》,上海交通出版社,2017年
陈尚胜:《壬辰战争之际明朝与朝鲜对日外交的比较——以明朝沈惟敬与朝鲜僧侣四溟为中心》,《韩国研究论丛》第18辑,2008年
(日)城地孝:《再论沈惟敬》,第十八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首届阳明文化国际论坛,2017年
韩东育:《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(1592—1945)》比较好的股票配资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,2013年第4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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